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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被深刻调整的世界。从本质上说,“王牌主义”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英国“英国退出欧盟”谈判进程的全面开放和欧洲多国选举中的极右主义都表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得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关注对象,他们更倾向于保护主义。
应该说,近年来,“反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有其广泛的全球基础。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看来,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爱情基础、净值、信息)正在不断向海外转移,导致国内产业集中化。所有这些都损害了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的利益,导致利润下降和失业率上升。
然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展国家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生产国在这种全球分工结构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实际利益。然而,更多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国和价值链低端的生产者享受不到这种红利,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增长乏力、资源透支、效率低下和产业乏力等问题上。
受此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时期。在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长期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寻求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护当地工业。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全球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危机吗?“逆转全球化”、回归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吗?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9年,但世界并没有真正走出危机,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直接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停滞。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经济体系正在经历新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的增加。全球生产是由跨国投资驱动的,服务贸易在生产网络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核心驱动力。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经济体系被分为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从最终产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下,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本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过程和流通环节。全球价值链的革命导致了国际贸易中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这意味着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所谓“外部需求”。在这种新的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经具有了“世界制造”的含义。
各国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和依赖性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必须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以互利共赢的方式进行动态调整和升级,从而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和世界上最大的中间产品贸易国,中国对全球贸易有着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压缩,而是为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相反,2008年后,美国一方面高举保护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大力实施“本地化制造”,但美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徘徊不前。
毫无疑问,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调整时期,这一过程中的冲突和博弈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讲,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和繁荣的基础,所有阻碍这些要素自由流动的行为都相当于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
因此,当特朗普逐步履行他的“承诺”,即修建隔离墙、撕毁贸易条约、大幅提高关税,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时,全球摩擦、冲突和碰撞注定将是前所未有的。
这对积极倡导“全球化”和建设“包容性”发展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抓住重塑全球价值链的机遇,全面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竞争力,也需要在治理理念和规则上做出更大贡献,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主义下的反全球化冲击不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机遇。在重建全球结构和秩序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趋势、规则和价值主张是最重要的。
(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标题:张茉楠:贸易保护主义真的会激活美国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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